前几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神乎其技的故宫文物修复师广为人知。如今，“我在国图修古籍”的古籍修复师们，也逐渐被更多人知晓。

　　同为坐冷板凳的“冷门绝学”，古籍修复师是一个比文物修复更小众的群体，人才紧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历了17年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全国古籍修复人才从不足百人增加至千人，人数和人员的学历、学科背景都得到了一定改善，“但相对于以千万计的待修复古籍而言，还是捉襟见肘。”

　　今年全国，陈红彦带来一份提案，建议提升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水平、灵活用人机制。她提出，古籍有三种不同价值属性，即文物性、资料性、艺术性，应基于三个属性构建中国古籍保护体系。目前古籍保护人员匮乏，但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古籍修复、鉴定在科技的加持下得到交互发展，科技成为弥补人才不足的一支重要力量。

　　根据截至2021年的数据，中国古籍修复专业人员已经从十几年前的不足百人，增至超过千人，从最高学历为大专提升到半数以上为硕士研究生学历。而中国尚有1000多万册古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相关报道称，一座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就需百余年。面对大量需要修复的珍贵古籍，现有的古籍保护人手如同“蚂蚁搬山”，亟待补充。

　　老一辈古籍修复人员，通过严格的“师带徒”制度培养成才。就像学功夫一样，徒弟拜师之后，要经历漫长的训练，两三年后才能上手。这种模式下，修复人员基本功扎实，长时间耳濡目染的熏陶，也培养出他们对行业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心。

　　但弱点也明显：培养周期过长，方法也不尽系统、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今，古籍修复人员先要在院校进行专业学习，毕业后进入公藏机构，再跟着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学，实现学校教育和师带徒的结合。

　　目前，全国超过40所高等、中等专业院校培养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人才，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先后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全国累计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超过500期，培训学员超过2万人次，覆盖全国近2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

　　陈红彦介绍，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古籍公藏机构之一，国家图书馆目前拥有一支在编人员18人的古籍修复团队。近几年，多位经验丰富的非遗传承人、全国技术能手级别的古籍修复师陆续退休，从高校毕业的专业青年人才不断补充着队伍。这些青年人才来自各个专业领域，包括文物修复、艺术、文献、化学、造纸等等。国家图书馆与多所高校开展联合培养，从中选拔优秀人员。

　　然而，一些充满热情、有志于投身古籍保护的青年，在完成学校教育后，受户籍和招聘渠道的限制，无法进入古籍工作领域，培养和使用的脱节，造成资源的浪费。对于古籍保护这类稀缺人才，陈红彦曾经建议建立稀缺人才的绿色通道，在实习阶段经双向选择，择优直通入职，以期学有所用。

　　古籍修复领域，除了公藏机构的专业人员，民间也有高手和爱好者。陈红彦认为，民间的技术能手和研发力量可以成为公藏保护修复机构的补充，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员不足、机制不够灵活造成的困扰，提高修复效率。“比如说，有重大任务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场地进行统筹规划和监理，让社会上的修复人员可以一起来修复古籍文献，打一套组合拳。”陈红彦说。

　　如今，除了人才，科技成为古籍保护的“另一条腿”，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籍保护工作的面貌，完成了一些以前无法做到的事。

　　去年，历时1年3个月，国家图书馆修复了《永乐大典》“湖”字册。这册古籍的修复，实现了一项难度极高的突破。《永乐大典》的书衣以绢为材料，以前的修复中，往往从市场购买相近的绢，对破损处进行修复。但这一次，修复人员利用先进设备，准确测量书衣用绢的绢丝粗细和密度，反复尝试后，用织布设备织造出了与原件相似的绢制样品。

　　色彩上，修复师参考《明会典》和其他明代文献记载的染料，辅助分析检测结果，选择当时可能使用的传统植物染料，对其染色并老化，经反复试验、锤制、全色等步骤，最终得到理想的补绢。最后上手修复时，修复师在高倍放大镜下，将每一个断裂的毛茬捋顺，一根根接上。

　　专家学者们赞叹，这是“天花板级别”的古籍修复。完成这套高难度操作的人，是一位仅仅工作几年的年轻修复师。“她动用各种科技手段实现了完美的修复。科技力量的注入，让古籍修复获得了更多可能。”陈红彦说，“这是一支非常值得期待的新生力量。”

　　对于一位古籍鉴定师，最重要的要求是“见多识广”。所以古籍鉴定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之类收藏量大的机构，这些机构有丰富的版本馆藏，见得多了，才能鉴定。另外一支鉴定力量在拍卖公司和民间收藏者。“所以鉴定人才比修复人才更少，就是因为很难通过学校教育或培训班培养出来。”陈红彦说。

　　科技也让古籍鉴定摆脱了依靠眼力和经验的单一途径，通过一些标准化方式实现了精确鉴定。比如纸张、染料、纺织原料等，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特征，通过检测，可以准确判断文献的材质特征，从而实现鉴定和断代。

　　曾经有人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古代雕版印刷品，称其为唐代善本。国图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一点点印刷品掉下的残渣，用设备检测后发现，纸张成分和制作方式并非唐代，而接近于乃至更晚的时期。

　　陈红彦说，如果能够对古代每个时期的古籍进行科技检测，建立数据库和参照系，新发现的古籍就能对照判断。但科技鉴定需要在古籍上取样，大多数古籍都属于文物，不能主动取样，所以只能慢慢积累。“逐渐积累这些科技鉴定的数据，对于鉴定人才短缺的情况会有一定缓解。”

　　跨学科分析检测的方式辅助古籍鉴定的成功，弥补鉴定人员不足的同时，也成就了科技版本学的建立。陈红彦在提案中表示，这也佐证了整合课程、建立古籍保护学科的必要性。

　　千万册古籍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地修复完成，古籍修复将是一项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工作。“古籍即便你不动它，不用它，它也会逐渐老化，甚至损坏。在空气中，材料会有衰变，也就是退行性的变化，所以修复就会永远需要。”陈红彦说。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抢救濒危古籍。每年，国家图书馆会去库房巡查，对巡查中发现的保护状态堪忧又有读者急需使用的古籍进行优先抢救。近年来，国图还对一些保存状况差的金石拓片进行了抢救性修复。

　　在一些社会力量支持下，国图也会对一些重要文献进行修复，例如近年修复了20件敦煌遗书，对敦煌遗书的修复用纸进行实验室研究并获得成功，为解决修复材料难寻的困境提供了路径。国图馆藏“天禄琳琅”279部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病害严重，有些甚至变为“书砖”，无法翻阅，所涉材料也多。历时8年，国图于2022年完成馆藏“天禄琳琅”古籍的修复。一批年轻修复师也借此成长起来，这些年轻人还针对天禄琳琅的各种修复材料进行研究和攻关，复原了一些久已失传的材料类型。

　　对于技术尚且无法有效修复的古籍，暂时保持原状是最佳选择。在合适环境中，古籍可以等待，但贸然修复，反而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永久遗憾。

　　如今，掌握各种科技技能的年轻人，为古籍保护带来了更新的方法，他们自己甚至研发和引进一些新的设备，解决古籍保护的问题。

　　这些年，古籍修复逐渐受到公众关注，古籍修复师也走出图书馆，向公众介绍这门冷门工作的魅力。国图的古籍修复们曾经走进小学，教小学生动手体验古籍保护，比如利用古籍装帧方法装订一册笔记本。

　　很多人怀疑，古籍保护需要坐冷板凳，这样的工作现在年轻人还愿不愿干？陈红彦说：“我们发现了很多热爱古籍事业的年轻人，他们修复古籍时静若处子，工作之外也会动若脱兔，这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看到的新一代修复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