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万亿GDP城市俱乐部榜单中，重庆以生产总值2.91万亿元超越广州（2.88万亿元），成为中国的“经济第四城”，也坐稳了中西部地区的头把交椅。

　　实际上，重庆和广州彼此在经济上的“拉锯战”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前，重庆的GDP一直*广州，直到1992年之后，广州超越重庆，随后就将对手远远甩在自己身后。

　　2007年，随着重庆升级为直辖市以及西部开发计划的实施，重庆与广州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当两城在2017年先后进入2万亿城市后，彼此为争夺“第四城”，相互较劲多年。

　　由于广州和重庆距离第三名的深圳经济体量还有一定距离，因此，谁能在今年成为“老四”，依然是个悬念。

　　不过，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广州曾是“改革开放桥头堡”，过去常被其他核心城市当作竞争对象。但这座充满“钱味”的沿海城市，始终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城市由东向西、纵向排列着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如同猛兽的五条爪痕，撕出了一道名为南岭的天然防线，由此划分出岭南区域。

　　虽说岭南山地居多，不适合农耕，却由于阳光和充沛的雨水滋润，是“筷子插在土里都能发芽”的生态乐园。

　　正因如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军挥师南下，设南海郡、番禺城（位于今天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

　　公元前204年，被秦帝国派到此地的南海郡尉赵佗，趁秦王朝在农民起义自顾不暇时，封关绝道，兼并岭南的桂林郡，建立南越国。

　　西汉初年，赵佗自称“皇帝”，但是对新生的大汉帝国俯首称臣。在得到了汉王朝的认可后，安安稳稳过了九十年。

　　到了西汉时期，这个盘踞岭南已近百年的南方小国已逐渐不把汉王朝放在眼里，最终被汉武帝毫不客气地消灭。

　　三国时期，东吴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在珠江口建设新城，命名为广州。不过，由于这里崇山峻岭密布，始终还是人们眼中的“瘴疠之地”。

　　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便开启了海上贸易，在南洋等地以自产的陶器，与西亚商人交换银器和非洲象牙。

　　汉王朝攻下南越国后，一边设立新的政权管理机构，一边继续南越国早年海上贸易，用更有价值的丝绸与黄金，从东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手中换回各类异国物产。

　　从广州打开的“南大门”，一开便是千年，成为泉州港、宁波港的“老前辈”，用史书上的话来说，“收课入倍于它路”（即收入远高于其他港口）。

　　清康乾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沿海城市“无片舟入海”，但唯独广州的“粤海关”管辖下的“十三行”因是皇帝的“小金库”，获准与外国商行交易商贸，每年收入超过全国田赋的50%，这个盛况持续了85年。

　　两千多年前的广州是因为远离中心，才无所顾忌地成为海上贸易的商业城市，却没想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自己却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城，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康乾盛世这抹夕阳余晖落下后，帝国开始走向末路。海风带来的变革，氤氲出江湖的水汽，激发了广州人骨子里的豪情，演变为抛头颅洒热血的风潮。

　　三元里、纪念堂、黄花岗、中山大学、农讲所、团一大广场、烈士陵园……广州城市街头的这些地名，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这座“千年商都”再次挺立潮头。1957年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这便是广交会。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加上濒临港澳的地理与文化优势，广州举办广交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广交会创办以来，即便经历过各种严峻形势，这一庞大的会展活动65年来从未间断过，为推动中国与世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当人们还在为“黑猫白猫”顾虑重重时，广州又一次得风气之先，被列入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名单。

　　那年，香港商人来到北京，看到首都机场出现一幅画着三个裸女的云南风情壁画，他有些震惊，又有些释然。

　　回到广州后，主动提出要建设一家五星级酒店，这就是后来的白天鹅宾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

　　1986年，白天鹅宾馆内举办了国内首场时装表演，令服装业开启全新业态，广州也成了全国的时尚地标。

　　人们发现，原来场内充满浓厚色彩的宣传口号逐渐被经济口号取代，各类轻工业品多了，也好看了，销售人员的服装也从中山装变成了西装。

　　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仿佛沿袭了古代商船乘夏季风而来、又乘冬季风而去的习惯，重塑广州的商业面貌。

　　于是，凡事喜欢“饮头啖汤”（喝*口汤）的广州人率先放开商贸集市，设立各类小商品摊位，让国内最早的个体商户诞生于此。

　　不久之后，广州的服装市场、建筑市场等也相继放开，再次领国内风气之先，成为世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个服装个体户集贸市场（高第街）、*家开架式售货的商场（友谊超市）、*个灯光夜市（西湖路）、*条步行街（上下九）、*个纯商品房住宅小区（东湖新村）、*条电冰箱生产线（万宝冰箱）……汇集了无数个“*”的广州，把“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尚在开发的深圳，那时的广州是无数南下淘金者心目中的“圣地”。一句风靡全国的“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以广州为主要代表的城市成为人们的*。

　　1980年，“春运”一词首次见诸报端，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的周期性迁徙”，而广州火车站，至今都是全国春运压力*的火车站。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流入广州的外来人口不足4万人；1984年急速增加到10万；1987年猛增到45万，几乎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人口。

　　这里不缺繁华的一面，有沿着珠江拔地而起的新城，也有高耸入云的小蛮腰和城市天际线。但街面更多景色是小巷道、窄马路、老骑楼，这种广州老城区独特的烟火气。

　　“饮咗茶未”是广州人打招呼的日常，而早茶中的点心，则深刻地体现着广州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和悠闲缓慢的节奏。

　　广州不像其他城市，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烤香肠、臭豆腐干，这里的早茶有滋味独特的肠粉、虾饺、煲仔饭、叉烧以及烤乳鸽，一口入魂。

　　茶馆里那些面色黝黑，穿着夹脚拖鞋和破旧T恤的大叔，随手摆在桌上的豪车钥匙毫不惊人，令人羡慕的是一串房屋钥匙，那才是财富的象征。

　　虽贵为一线城市，但广州从不排斥*端的地摊经济。一年四季，无论越秀区、荔湾区，还是海珠区，街头巷尾到处是摆摊的小商贩。

　　商品大到服装鞋包，小到打火机、指甲钳、袜子，琳琅满目。不仅很少阻拦，开着玛莎拉蒂与骑着电瓶车的顾客，共同在摊位上随意挑选商品。商贩一视同仁，只要来买货，一律笑脸相迎。

　　路边摊的价格也极其实惠，内地10元三双的地摊袜，这里能买五双，质量一样；全棉的T恤，99元能买四件，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虽然广州是一座拥有165万在校大学生的“大学城”，在全国*，但在这座城市，并不对学历和户籍特别重视，只要肯努力，就有赚钱的机会。

　　正因如此，摩登又充满人情味的广州，才令外来者感受到家乡的亲切感，又情不自禁融入这座城市，在这里学会了喝凉茶、煲靓汤，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说着“唔该”（多谢）。

　　老城区内，道路旁是连绵不绝的木棉树，随便一棵树龄便是百年。为人们遮风挡雨，也见证着广州的历史与风韵。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看GDP，城市的宜居程度以及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很重要。在国内多年的宜居城市排名中，生活悠闲的广州一直排名广东省首位。

　　30年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筹建广州最早的广东机器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造枪炮火药，兼修轮船。

　　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将造船业务从机器局剥离，利用收购的柯拜船坞和录顺船坞等厂房设备，创办了赫赫有名的黄埔船局；至19世纪末，黄埔船局已能制造可以驶向大洋的战船，并成为清末中国四大船局之一，展示了一百多年前“广州制造”的实力。

　　一战时期，广州商人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建立了一大批民族产业，同时因经营需要改变了广州的城市格局，带动了原本偏僻的西关成为繁华的都市一角。士敏土厂（即水泥厂）、硫酸厂、电力厂、饮料厂……纷纷扎根于此。

　　与此同时，广东的“河南”（今海珠区）被定为轻工业区，开建棉纺工业，率先在国内纺出了80支棉纱，打破了外国人之前称“中国只能纺出32支纱”的说辞。

　　正是广州这些民族工业的涌现，才让中国工业体系中的水泥、纺织、造纸等技术，相继打破洋人企业垄断，为国人提振了信心，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从广州钢铁厂炼出*炉钢水，到广钢*座高炉（高54.3米）点火出铁，标志着广东现代炼钢业的开始。

　　海珠区西部，全长约八公里的工业大道，分布着造船厂、造纸厂、重型机械厂等六十多个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成为广州工业制造史上的里程碑。

　　其中最耀眼的是广州造船厂（广船国际前身），不仅为海军造出各种类型的战舰，还造出华南*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辽阳号”。

　　广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台离心机后，又成功研发了当时亚洲*的日榨2000吨甘蔗糖厂全套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全套制糖设备的历史；广州电池厂生产的555牌电池是国内最早出口的电池产品；广州*橡胶厂制造的自行车胎出口量居全国同行首位；广州锌片厂造出了*张电池锌片……

　　到改革开放前夕，广州的造船、钢铁、冶炼、机械、化工和轻纺等已成为国内最主要的工业代表，为随后的广州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人们向往的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到20世纪80年代，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成了人们的新“三大件”。其中，广州生产的万宝电冰箱成为国内*国产冰箱品牌，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了40%。

　　令广州人自豪的还有五羊摩托车、白云山夏桑菊与板蓝根等曾经响当当的“广州造”，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今天闻名世界乐器界的珠江钢琴。

　　进入八十年代后，虽然“珠江”牌钢琴在国内家喻户晓，却在广交会及海外上遭受了冷遇。由于产品工艺达不到世界同行标准，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

　　同样是一股不甘心，希望事事争先的珠江钢琴立志要做世界*的钢琴品牌，通过请外援，内部研发，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如今，珠江钢琴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全球每卖出4台钢琴，就有1台是珠江钢琴，悦耳的“广州造”响彻世界各个音乐厅。

　　1982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三名同班同学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广州，日后分别创办了中国彩电的三巨头康佳、创维、TCL，极盛之时三家彩电产量占全国市场近一半。

　　伴随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工业逐渐兴起，广州的工业技术逐渐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形成一个以轻工业为主体，重工业有一定基础，技术先进的新型现代工业体系。

　　20世纪70年代初，广州又造出了省内*辆小轿车——广州牌轿车，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仅有的能制造轿车的城市。

　　1985年，被卷入汽车合资热潮的广州，与法国标致合作，成立广州标致，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个合资项目，广州标致的505系列也一度是中国家用轿车市场的“香饽饽”。

　　虽然最后广州标致因车型单一，加上法国车“水土不服”等原因宣告破产，广州也因缺乏汽车产业人才和技术储备，被业内唱衰，可广州人的造车梦从未停止。

　　到2022年，中国汽车产量为2718万。